中国电影简史（2 / 2）

新的中国电影从1949年制作的第一部故事片《桥》开始，在很短的期间，拍摄了许多优秀的影片，如《白毛女》、《钢铁战士》、《中华女儿》、《上饶集中营》、《赵一曼》、《新儿女英雄传》、《翠岗红旗》等；一些私营厂也拍摄了具有相当水平的影片如《三毛流浪记》、《我这一辈子》、《腐蚀》、《关连长》以及新闻纪录片《百万雄师过大江》。优秀影片《乌鸦与麻雀》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完成。在此期间，中苏两国合拍了两部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均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随后，又拍摄了纪录片《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新中国的诞生》等。《抗美援朝》第一部在1952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桥》是中国第一部表现中国工人阶级作为解放了的主人翁，在战争中进行建设的新影片，从此，工人、农民、gcd人、革命军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像开始占领中国银幕。

[转自铁血社区]

1951年3月，在全国20个大城市举办了电影新片展览月，展览月上放映了《桥》、《白毛女》等26部新片，轰动全国。周恩来为新片展览月的题词是：“新中国人民艺术的光彩”。

但是，由于缺乏经验，在电影创作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电影的政治宣传作用，要求电影着重反映工农兵的形像和当代重大题材，造成题材单一的倾向。对《武训传》、《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等影片的批判，挫伤了部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因此一度导致了创作拘谨、产量下降。

1953年，有关领导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电影创作会议，提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改进了领导方法，鼓励艺术家发挥各自的长处，从各方面反映革命的历史和现实。到了1956年6月，同志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贯彻这个方针，中央电影局召开了会议、结合学习外国的经验，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故事片电影的生产由1951年年产10多部逐渐增加到1957年年产40多部。1957年文化部举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优秀影片评奖，奖励了1949～1955年摄制的69部优秀影片和396位电影工作者。这些优秀影片获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其中有故事片《六号门》、《龙须沟》、《南征北战》、《草原上的人们》、《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鸡毛信》、《祖国的花朵》、《平原游击队》、《董存瑞》、《哈森与加米拉》、《南岛风云》、《宋景诗》、《虎穴追踪》、《扑不灭的火焰》、《上甘岭》、《祝福》、《为了和平》、《母亲》、《李时珍》、《家》、《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铁道游击队》、《边寨烽火》、《羊城暗哨》、《洞箫横吹》、《海魂》、《女篮五号》、《柳堡的故事》、《五更寒》等以及美术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神笔》、《骄傲的将军》等。这些具有民族风格和特色的美术片曾先后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受到国内外欢迎并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科教片有《防治水稻害虫──三化螟》、《水土保持》、《淡水养鱼》、《培育壮秧》、《桂林山水》和《杉木》等。

1957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对一些影片和艺术家也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58年又批判了一批较好的或只是有一些缺点的影片，又一次严重地干扰了创作。另一方面，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对电影发展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提出了各种超过实际可能的要求，如要各省都建立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许多报道性宣传大跃进中某些“新事物”的影片，实际上这些“新事物”有很多是虚假的，这类影片助长了“浮夸风”。

不久，中央逐步纠正了大跃进中“左”的错误，周恩来对电影界也提出要注意影片质量的要求，并建议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提供10部优秀影片作为献礼。这一切，激发了全体电影工作者的热情，结果在1959年完成故事片82部。由周恩来、等参加共同选出故事片18部，另外选出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11部，在全国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新片展览月。当时，周恩来曾赞扬中国电影是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中“一朵开得最灿烂的鲜花”。在展览月上映的优秀影片有：故事片《林则徐》、《聂耳》、《万水千山》、《永不消逝的电波》、《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林家铺子》、《老兵新传》、《五朵金花》、《冰上姐妹》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新闻纪录片《和平万岁》，科教片《桂林山水》，美术片《神笔》等。

1959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个繁荣时期，这一年生产的影片题材风格多样，既有时代感，又富于民族特色；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民族气概和斗争精神，又反映了勤劳勇敢的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创造了众多的不同革命历史时期的人物形像，真实感人，栩栩如生，影片在思想与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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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在反右倾运动中，电影界又受到“左”的思想干扰，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不尊重艺术规律、电影特性。加以三年自然灾害，胶片、器材等严重短缺，整个中国处于极端的经济困难时期，电影生产又逐步下降。

1961年，文化部和中央宣传部分别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重申了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改善和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纠正了几年来在指导思想上“左”的干扰，周恩来在文化部召开的会议上讲了话，严厉批判了违背艺术规律、对文艺创作进行简单粗暴的批评干预的“左”的思潮，号召文艺界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改善领导，按艺术规律办事，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他明确指出，“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文艺的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辩证的统一”，“教育寓于娱乐之中”。为了贯彻这个讲话的精神，文化部与中国文学与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制定了改善文艺工作和电影工作的一些管理条例。这些条例指导中国60年代初期的电影走入正轨，到建国15周年，形成了建国来第二个电影创作，生产了许多优秀的影片。这些影片包括：《甲午风云》、《李双双》、《燎原》、《槐树庄》、《革命家庭》、《红旗谱》、《舞台姐妹》、《小兵张嘎》、《英雄儿女》、《农奴》、《白求恩大夫》、《早春二月》、《阿诗玛》、《刘三姐》、《达吉和她的父亲》、《天山的红花》、《红日》、《东进序曲》、《洪湖赤卫队》、《冰山上的来客》、《怒潮》、《野火春风斗古城》、《独立大队》、《兵临城下》以及一批戏曲艺术片如《杨门女将》、《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楼梦》、《野猪林》、《关汉卿》和《花为媒》等。此外，优秀的美术片《大闹天宫》（上集）、《小蝌蚪找妈妈》等多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与此同时，电影的放映发行事业经过调整，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400多个发展到1965年的20363个，其中农村放映队有9835个，电影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700多万发展到1965年46.3亿。到1965年为止，中国发行放映公司共发行1213部长短影片。中国自己的电影工业也已具备相当规模，可以生产洗印、录音、摄影、放映机等各种设备、器材，并基本达到了自给。同时，还建成了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的洗印厂，并协助化工部、轻工部建设了胶片厂。在其他方面，逐步建立了电影专业的高等学府、电影出版社、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研究所、中国电影资料馆，培养出一批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与科学技术人材。

中国电影事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已形成全面发展的规模，并展现出一个繁荣的前景。

但在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许多影片被宣布为毒草，禁止上映，许多电影艺术家、技术家、事业家受到残酷迫害。电影界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成了一片荒芜的沙漠。

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帮”，中国电影事业获得解放。1979年10月在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在祝辞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他在祝辞中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纠正了过去提出的“文艺服从政治、文艺从属政治”的偏颇提法，并重申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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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78年，电影生产开始复苏，两年生产了56部影片，但优秀影片较少。1979年，生产了50余部故事片，其中受到群众欢迎的优秀影片有:《保密局的枪声》、《吉鸿昌》、《报童》、《赣水苍茫》、《曙光》、《拔哥的故事》、《北斗》、《从奴隶到将军》、《小花》、《啊，摇篮》、《归心似箭》、《二泉映月》、《傲蕾•一兰》等；一批揭露“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罪恶的影片特别引人注目，如《十月的风云》、《苦难的心》、《婚礼》、《泪痕》、《苦恼人的笑》、《春雨潇潇》、《元帅之死》、《生活的颤音》、《樱》等;出现了一些生动反映现实生活和青年题材的影片，如《小字辈》、《甜蜜的事业》、《瞧这一家子》、《神圣的使命》等。这批影片题材、风格多有突破，给沉寂多年的中国影坛带来勃勃生机。1979年中国电影观众高达279亿人次之多，创中国电影观众最高纪录。

到1984年，故事片年产量达140部，1980～1984年平均产量达120部左右，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平均每天观众7千万次（不包括电视播放影片的观众）。

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电影已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1979～1988年，中国电影在故事片的创作生产上有以下3个主要特点：

1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现实主义道路，坚决执行“双百”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例如反映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天云山传奇》，农村题材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月亮湾的笑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喜盈门》、《不该发生的故事》，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高山下的花环》，反映当前经济改革中一系列问题的《血，总是热的》、《代理市长》、《在被告后面》等影片以及根据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如《伤逝》、《骆驼祥子》、《包氏父子》、《茶馆》、《阿q正传》、《子夜》、《雷雨》、《日出》等。在揭示生活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十分大胆的突破。这些影片的思想性不是一般说教，而是随着生动鲜明的人物形像来表达，使广大观众与影片中的人物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进而爱憎、思考、同情或批判。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魅力融为一体，在艺术享受中得到思想上的收获。

2尊重艺术的客观规律，创造出各种真实生动的银幕形像，塑造了各类不同的典型性格。在过去，由于长期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对人物典型做片面的理解，艺术形像概念化，好的就绝对好，坏的就绝对坏，导致银幕上的人物性格单调、公式化。而这一时期的影片，突破了这些框框，敢于挖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性格，敢于表现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因而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中，这一点尤为突出。例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廖仲恺》对革命领导人的个性进行了多角度地刻画，避免了过去的神化、美化的表现手法，对蒋介石等历史人物，能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本来面目表现，而不加以漫画式的丑化。

3这一时期的影片在风格与样式上趋于多样化，有很大的发展，由于题材领域的扩展，尊重了艺术规律，可以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格的真实，使得艺术家们可以更加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特长，探索自己最适宜的风格、最理想的样式，表现最完美的内容。这一时期电影喜剧形式和风格有了很大的发展，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如《喜盈门》（见彩图）、《月亮湾的笑声》、《咱们的牛百岁》等，观众高达2～6.5亿人次。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对武术题材的影片进行探索，如《武林志》、《武当》、《少林寺》等，不落港台功夫片的巢臼，注意刻画人物的性格，上映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观众就达几亿人次，并在国际影坛获得好评。这一阶段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青年编导拍摄了一批有一定实验意义的探索性影片，如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黄土地》（见彩图）、《青春祭》、《良家妇女》、《黑炮事件》、《猎场札散》、《老井》、《红高粱》等。这些影片，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结构，打破时空顺序，更注重表现人物形像的自然心理和情绪。这类影片的出现，引起了广大观众、理论家、艺术家的兴趣，也产生了种种争议。许多人认为，这种探索应该允许，艺术家的创新精神应该给予鼓励，但也应当反对某些脱离现实、故弄玄虚、卖弄技巧的纯形式主义的倾向。广大观众则要求电影创作者注意电影的群众性，因为电影毕竟是一种大众的艺术。

左翼电影运动1930年3月，在中国gcd领导下，由鲁迅等50余人发起，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8月，组成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次年1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或“左翼剧联”），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统一领导下展开工作。在展开对“左联”决议中提出的“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中国gcd的地下组织开始提出领导电影的问题。1931年9月“左翼剧联”通过的《最近行动纲领──在现阶段对于白色区域戏剧运动的领导纲领》中就提出了关于电影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清楚地规定左翼电影应当面向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方针。提出左翼电影应当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剥削，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压迫；描写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和阶级斗争，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出路。提出了理论战线的建设和对各种反动电影理论及其作品的斗争的任务。并根据这些方针和任务，提出许多具体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涉及干部的培养问题。这些，在以后展开的左翼电影运动中，都逐步得到认真的贯彻。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对中国东北的进攻，不过3个多月的时间，整个东北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由此爆发了上海的抗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有些电影工作者冒险拍摄抗日新闻片、纪录片和动画片，如明星公司的《上海之战》，天一公司的《上海浩劫记》，在内地和南洋很快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热烈欢迎。与此同时，中国的电影界也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一二八”的炮火不仅直接毁掉了设在上海虹口、闸北、江湾等地区的各家影片公司和电影院，也间接地使不少中小影片公司停止营业。由于遭到战火的破坏等原因停业的就有30多家影片公司和16家电影院，随着国产电影市场的缩减，使电影制片业残存的明星、联华、天一和几家小公司都面临难以维持的危机。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宣扬封建思想、神怪武侠的电影已趋没落，反映现实的影片成为时代的需要，1932年5月，明星影片公司负责人之一的周剑云通过阿英（钱杏邨）结识夏衍等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并聘请黄子布、郑君平（郑伯奇）、钱谦吾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事前夏衍征得瞿秋白的同意，1933年3月，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由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进一步全面地展开各项工作，除向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等提供电影剧本外，还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进步创作力量，把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各个影业公司中去，从而保证了进步影片的拍摄，同时，还建立左翼电影理论和评论的队伍和阵地，陆续在上海各主要报纸上开辟了《每日电影》（《晨报》）、《本埠增刊电影专刊》（《申报》）、《影谭》（《民报》）、《电影新地》（《中华日报》）、《电影时报》等电影副刊，创办自己的理论批评刊物《电影艺术》周刊。1933年5月，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对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时提出的电影文化运动的方针和任务，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宣传和讨论，推动了明星、艺华、联华等影片公司的影片创作，也影响了天一和其他小公司的电影创作。

1933年是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生产了不少优秀影片。《狂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第一次在中国电影中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开辟了中国电影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和电影反映现实斗争的光荣传统。《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写了下层劳苦群众的痛苦生活，揭露了为富不仁者的丑恶灵魂，表现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尖锐对立的阶级关系；《春蚕》（夏衍改编，程步高导演，根据茅盾同名小说改编，用白描的手法，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农民一步步陷入破产的情景，它是中国新文艺作品搬上银幕的第一次尝试；《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将故事集中于一天一夜之间，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旧中国城市贫民的血泪生活；《姊妹花》（见彩图)作为郑正秋后期的代表作，通过一对孪生姊妹的不同命运，揭露了社会不平，当时上映曾创造连映60多天的票房纪录。其他影片如描写农民斗争、反封建、反土豪的《铁板红泪录》（阳翰笙编剧，洪深导演）；以包身工为题材的《女性的呐喊》；表现工人斗争生活的《香草美人》（马文源、洪深编剧，陈铿然导演）和《压迫》（洪深编剧，高梨痕导演）；抗日题材的《民族生存》（田汉编导）和《肉搏》（田汉编剧，胡涂导演）；写职业妇女觉醒的《脂粉市场》;表现一个正直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经过生活的磨炼、战火的考验，最后参加工人阶级队伍的《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揭露旧社会都市黑暗的《城市之夜》（贺孟斧、冯紫墀编剧、费穆导演，；表现农村小手工业者的悲惨遭遇的《小玩意》（孙瑜编导）……这批影片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利用当时一切可能的条件，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真实，配合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政治斗争，发挥了战斗的作用。由于左翼电影运动配合了中国gcd领导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遭到了国民党统治当局的一系列迫害。这些迫害手段表现在：对已经摄制、正在或准备摄制的进步、抗日题材的影片和剧本，进行严格的检查、施行强迫禁映的手段；提出并推行与中国左翼电影相对抗的制片路线，还纠合受其控制的文人，攻击与反对左翼电影运动，甚至用法西斯手段捣毁艺华影业有限公司，追捕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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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华”被捣毁事件的发生，使左翼电影运动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国民党统治当局在开展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加强了对革命文化的“围剿”。对于左翼电影运动，又使出种种扼制手段，更进一步地强化电影检查，还扩大国民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妄图摄制与左翼电影相抗衡的影片;又召开所谓电影座谈会，企图控制和拉拢一些电影公司老板和创作人员，以分化进步电影的阵营等等。针对电影战线上这种更为尖锐、复杂的形势，左翼电影工作者采取新的对策，进行更加隐蔽的斗争，以个人联系方式，继续为影片公司和电影导演提供剧本，或帮助导演修改文学剧本，乃至分镜头剧本。从1934年1～10月，明星影片公司又拍摄了一批进步影片：通过一个家庭伦理故事间接宣传团结抗日的《同仇》，用一个简单线索来贯穿八个小故事片断、描写社会形形色色妇女生活的《女儿经》（集体编导），反映船家生活的《船家女》（沈西苓编导）以及《乡愁》（沈西苓编导）、《华山艳史》（程步高导演）、《到西北去》（郑伯奇编剧，程步高导演）、《劫后桃花》（洪深编剧，张石川导演）等。1934年10月，夏衍在明星公司编剧委员会解散后，转移到联华公司二厂任特约编剧。任光、安娥等音乐工作者也参加了联华二厂的电影音乐创作。在联华公司导演们的努力下，拍摄出了一批成功的左翼影片:反映渔民生活的《渔光曲》，以现实动人的题材内容、流畅圆熟的创作技巧获得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1934年6月14日在上海公映后，连映84天之久，打破了《姊妹花》连映60天的纪录，影片主题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歌曲；揭示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受压迫、被侮辱命运的《新女性》（孙师毅编剧，见彩图），也获得舆论的好评；通过筑路工人生活，反映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团结抗日愿望的《大路》，抗日反帝的主题十分鲜明;《神女》（吴永刚编导，见彩图)则是另一部暴露旧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在艺华影业公司，田汉、阳翰笙等尽管不能公开活动，仍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为导演提供剧本，拍摄出一批较有影响的影片，如:以当时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学生们为从事平民教育而进行艰苦奋斗为题材的《黄金时代》（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表现知识分子失业悲剧的《生之哀歌》（阳翰笙编剧，胡锐导演）；表现反帝抗日的《逃亡》（阳翰笙编剧，岳枫导演）；以农村斗争为主题的《凯歌》（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兴衰为题材的《时势英雄》（洪深编剧，应云卫导演）；通过工人和资本家两个家庭的经历和命运，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历史的《人之初》（史东山编导）等。与此同时，左翼电影工作者还开辟了新的制片阵地，由于党的电影小组的领导和支持，经过司徒慧敏的努力，成立了电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和集中袁牧之、陈波儿、应云卫、许幸之、王人美、王莹、周伯勋、吴湄、施超、吴茵、杨霁明、吴印咸、吴蔚云等创作人员，摄制出4部优秀影片：中国第一部以有声电影手法创作的《桃李劫》（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妇女在“五四”运动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经历的《自由神》（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以及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袁牧之编导）。这批影片为左翼电影运动增添了新的光彩。

这个时期，左翼电影运动和左翼戏剧、音乐运动相互配合，关系更加密切。在音乐方面，为了更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的歌咏活动，为了更好地发挥左翼电影和左翼音乐的战斗作用，除聂耳、任光、安娥外，吕骥、贺绿汀等也都参加了电影歌曲的创作活动，各自分别为电影谱写了《乡愁》里的主题歌《乡愁曲》、《大路》里的《大路歌》和《开路先锋歌》、《逃亡》里的《自卫歌》，特别是《桃李劫》里的《毕业歌》和《风云儿女》里的《义勇军进行曲》，一直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喜爱。随着影片在各地的放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戏剧方面，自1935年1月，以上海舞台协会的名义上演了《回春之曲》和《水银灯下》后，电影演员经常参加话剧的演出，话剧演员也更多地参加了电影的拍摄。

1934年6月，在电影理论战线上，左翼电影评论工作者以《民报》的电影副刊《影谭》为基本阵地，对黄嘉谟、刘呐鸥、穆时英等鼓吹的“软性电影”论，进行了批判、揭露和斗争。

1936年初，在中国gcd领导下，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自动解散后，左翼戏剧家联盟也宣告解散。当时，左翼文艺运动人士首先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1936年2月，“国防电影”作为当时的电影创作口号也被提出，从5月起电影界人士环绕这个口号展开了讨论。这个口号，同“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即旨在发起“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它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电影艺术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作抗敌救国的电影，把电影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汇入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中。通过讨论，对以往摄制的抗日反帝影片的经验作了回顾，对在当时形势下电影如何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题材的范围和创作方法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研究。讨论中指出，“国防电影”的任务，就是号召电影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大前提下，以电影这个最大众化、最普及的艺术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敌斗争服务；“国防电影”的题材范围不仅是直接描写抗敌斗争的，也应当是反映现实的。讨论中还指出，“国防电影”应该允许各种创作方法的并存等等。经过这场较深入较广泛的讨论，激励了电影工作者对抗日救国及摄制“国防电影”的热情，加深了对“国防电影”的任务、题材与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gcd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批电影仍然是同左翼电影一脉相承的。当时，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原来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再度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扭转了该公司一度迎合市民趣味的制片路线，创作出了《生死同心》、《压岁钱》、《夜奔》（阳翰笙编剧，程步高导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等影片。《十字街头》（见彩图)生动地描写了处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30年代青年们的苦闷、觉醒和走上抗敌斗争的过程;《马路天使》（见彩图)通过对社会下层穷苦人民悲惨命运的描绘，尖锐地抨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赞美了劳动人民正直善良、团结互助的优秀品格。影片插曲《四季歌》以优美的民歌曲调，曲折地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心情和愿望。《生死同心》虽然以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为背景，但也具有鼓舞群众为民族解放、抗日救亡而斗争的现实意义。联华影业公司这时期也拍摄了《迷途的羔羊》（蔡楚生编导；见彩图）、《狼山喋血记》（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联华交响曲》、《王老五》等影片。新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由于得到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也拍摄了《新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导）、《壮志凌云》（吴永刚编导）、《青年进行曲》（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等符合国防电影精神的影片。

广大爱国电影工作者还参加了戏剧活动，并及时地配合当时的现实斗争。“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推动了电影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更大发展。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中国gcd地下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陈波儿等爱国电影工作者第一次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百灵庙一带为士兵和民众演出，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戏剧电影界救亡演剧队的建立树立了榜样。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子使用法西斯手段来干涉和阻挠苏联电影在中国国土上公映的阴谋，并揭露他们鼓吹侵略中国的政策，爱国电影工作者和文艺界人士又围绕着苏联影片《阿比西尼亚》、《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以及日本鼓吹侵华的影片《新土》的上映，展开了保卫苏联电影上映的斗争活动，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对于上海租界工部局阻挠和禁止中国国防电影和国防戏剧公映、上演的行为，爱国电影、戏剧和文艺工作者一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要求撤销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的运动。

[转自铁血社区]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攻芦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上海守军也进行了英勇抗击。全国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抗日战争时期遂告开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公布中国gcd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gcd的合法地位。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沦为“孤岛”，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随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参加武汉、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电影和戏剧工作；一部分电影工作者转赴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制作；于伶、阿英、柯灵等电影戏剧工作者则继续留在上海租界地区，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一起，坚持“孤岛”时期爱国文艺、戏剧、电影的斗争。1938年秋，中国gcd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开始了电影工作。

这样，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区、和革命根据地各自进行着性质不同的电影活动。

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包括有gcd、国民党以及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赞成抗日的电影工作者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电影界全国性组织。周恩来代表中国gcd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推动了抗战初期的抗日动员、宣传工作，也更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戏剧工作的发展。武汉时期政治部设有三个处，负责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由田汉领导，所属第一科管戏剧音乐，由洪深负责；第二科管电影制作和放映，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三厅领导下，阳翰笙担任该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1938年1～10月武汉沦陷这半年多时间里，“中制”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吴蔚云摄影）、《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王士珍摄影）3部故事片，以及三集《抗战特辑》、二集《抗战标语卡通》、四集《抗战歌辑》、五集《电影新闻》等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完成的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它正面描写了抗日战争，而不再是采取寓言、象征、暗示、影射的形式。《八百壮士》的剧本，是根据“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中队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人民群众冒险前往送旗的真实事件编写的。这部影片不仅表现了中队爱官的抗战热情，也表现出了爱国士兵群众的英雄群像；不仅表现了军队的抗日，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写出了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斗争热情。影片曾受到国统区和香港及海外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由南京迁芜湖再转移重庆，其间也拍摄了一批新闻纪录片，如纪录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克复台儿庄》、纪录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包括八路军115师平型关战役胜利等战况的《活跃的西线》。此外，武汉时期，荷兰电影工作者i．伊文思和苏联电影工作者p.Л.卡尔曼于1938年先后来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j.伊文思受“美国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委托拍摄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完成后曾在欧美各国上映。卡尔曼拍摄的两部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内容还包括1939年5月他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拍摄的一些珍贵素材。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移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在重庆进行拍片活动，编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除拍摄影片外，又发展了放映队，成立了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合唱团等。1939～1940年初，“中制”的故事片创作先后完成：以军民抗战为题材的《保家乡》（1939，何非光编导，王士珍摄影）、宣传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好丈夫》（1939，史东山编导，王士珍摄影）、由日本被俘士兵参加演出的《东亚之光》（1940，何非光编导，罗及之摄影）、反映湘北军民英勇抗战的《胜利进行曲》（1940，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何鹿影、陈晨、韩仲良等摄影）、描写附逆分子觉醒的《火的洗礼》、表现宣传队活动及赞颂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青年中国》（1940，阳翰笙编剧，苏怡导演，王剑寒摄影）、号召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1940，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王士珍摄影）以及暴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日本间谍》（阳翰笙编剧，袁丛美导演，吴蔚云摄影）等8部故事片以及《电影新闻》、《抗战标语卡通》、《抗战歌辑》和纪录蒙、藏、回、苗、彝等少数民族支援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0，郑君里编导，韩仲良摄影）等。中央电影摄影场在这时期也完成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孤城喋血》（1939，徐苏灵编导，王雨生摄影）、《中华儿女》（1939，沈西苓编导，洪伟烈摄影）、《长空万里》（1941，孙瑜编导，洪伟烈摄影）和长纪录片《西藏巡礼》（1940，徐苏灵编导，陈嘉谟摄影）以及《抗战实录》、《中国新闻》、《特写新闻》等新闻片。

与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理论研究的活跃，新人辈出，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电影的本质、特性及其规律、电影观念的发展、电影美学以及电影如何正确反映生活、如何挖掘和开拓更广阔的题材、如何建立民族特色和风格、如何借鉴现代世界各种电影理论和技巧，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理论研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了影响，促使他们，特别是中青年创作人员在实践中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美术片及其他片种除了故事片以外，其他片种，如美术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等，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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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片在中国各类影片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它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中国美术片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的风格和特色。中国美术片不仅有一般的动画片，而且有木偶片、剪纸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片等等，这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艺术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其中包括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这些内容是最适于用美术片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的。

建国以来，有27部美术片在国际上获奖40次，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美术片已经形成了“中国动画学派”。例如动画片《大闹天宫》曾在44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放映，各国报纸评论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风格”。

由于迅速发展的电视比电影更能及时地报道新闻，新闻片不得不探索一些新的途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新闻纪录片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进行新闻报道的作用，必须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全面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对某一时期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要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新闻纪录片还注重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改变了过去新闻纪录片纪事不纪人，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结合文献资料，表现了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又表现了北京及至全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重重阻力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哀送周总理灵车以及各地群众的悼念活动。

另一方面，纪录中国人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奋起反击》，揭发经济犯罪、贪污浪费的《极大的浪费》、《触目惊心》以及纪录审判“四人帮”的《正义的审判》等，都给人以强烈的启迪和教育。而《美的旋律》、《美的心愿》、《莫让年华付水流》、《邻里情》、《老北京的叙说》、《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等，都力求真实、有较深的内涵、立意清新、以情动人、又有很强的艺术性、富有诗情画意，的确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开拓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北京、上海两个科教片厂也有了新的发展。上海科影厂拍摄了《高山植物》、《喜见光明》、《熊猫》、《蜜蜂王国》、《冠心病》、《中国冰川》等；北京科影厂拍摄了《黄鼬》、《古潜山油田》、《毛孩》、《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灰喜鹊》、《尼罗罗非鱼》、《崛起的第三金属──钛》等。特别是拍摄了一系列纪录中国著名老画家绘画技法的影片，如《中国花鸟画》、《李可染画牛》、《苦禅画鹰》、《浅予画舞》、《王雪涛的画》和《蒋兆和的画》等，对国内外研究、爱好中国画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异常宝贵的资料。

当代电影事业至80年代，电影制片厂的分布已打破过于集中的现象。30多年来在建国初期的长春、北京、上海三大制片厂的基础上陆续增建新厂，如在北京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上海建立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广东省建立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在陕西省建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四川省建立了峨嵋电影制片厂，在湖南省建立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福建建立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在深圳特区建立了深圳影业公司，在云南建立了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此外，北京电影学院还建立了师生教学实习基地青年电影制片厂；为了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还专门建立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农业部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为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为满足各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都承担把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译制成少数民族语言影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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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外国影片，是中国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曾译制过苏联电影。1957年，在上海建立了专门的电影译制厂，到80年代为止，长影和上海电影译制厂共译制外国影片1500多部，其中大部分是故事片，也有少量大型纪录片、美术片和科教片。中国现在每年进口影片50部，大部分是在国际上有影响有代表性或是获重要奖励的优秀影片。这对促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影片译制工作，配有专职的导演、演员和翻译人员，配音力求保持原有风格，忠于原作，语言准确，发音口型尽量与原画面吻合，着重人物内心感情与性格的刻画。因此，译制片深受群众欢迎，并得到外国电影界的赞赏。

为适应影片进出口的需要，使中国影片尽快打入国际市场，建立了中国影片输出输入公司，中国影片已输出到近40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在1979年又建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开展对外合作拍片任务，先后与意大利合拍了《马可•波罗》，与日本合拍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等，都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

为了积累国内外的影片资料，为广大电影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借鉴，于1958年在北京建立了电影资料馆。1979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加入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进入80年代以来，资料馆先后举办了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苏联、瑞典、加拿大、葡萄牙等国的电影回顾展，并在上述相应国家举办了中国电影回顾展，进行国际电影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电影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1984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并与电影学院合办了研究生部，招收电影史、电影美学、电影理论、电影剧作理论硕士学位研究生。此外，还经常举办观摩、讲座、学术研讨等学术活动，并创办了《当代电影》杂志和《电影信息报》。1985年，中心开办了电影函授学院，通过函授，培养了几千名业余电影剧作和电影评论队伍。

北京电影学院自成立以来，培养了大批电影专业人材，其中大部分已成为电影战线上的骨干。电影学院新址占地5万多平方米，设有6个系，开课70多门。为师生创作实习，还建立了青年电影制片厂，80年代以来，该厂拍摄的影片有多部在国内获奖。

在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电影事业在电影工业及科研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国产电影器材已基本上可以解决放映和制片需要，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准备了较好的物质条件，还先后研制成功了立体电影、环幕电影等。但由于长期的封闭政策和工业基础的限制，中国电影科技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段差距。

到1985年为止，全国放映单位已达14万之多，比1949年增长了350倍。特别是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发展，在短短几年中，农村集镇新建影院2万多座。故事片、农业科教片在农村进一步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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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成立了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1979年正式改组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在许多有制片厂的地方，如上海、长春、广东等地分别成立了分会。中国电影家协会组织电影工作者学习党的文艺方针，开展学术研究，保障艺术家的权益。协会每年组织理论工作者和艺术家对上年度优秀影片、导演、演员、编剧及其他创作人员颁发电影金鸡奖。影协编辑出版的《大众电影》每期销售量达数十万册。自1963年起，《大众电影》举办一年一度的电影百花奖评选活动。由读者自由投票，选举优秀影片，并颁发百花奖。1980年，每年由文化部（1986年起改由电影电视部）对上年度的优秀影片颁发政府奖。这3项奖对促进电影创作的繁荣起着很大作用。影协下设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外电影史、电影理论研究专著和中外电影剧本及电影科技方面的书籍。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电影有着广大市场。今后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影片的质量，挖掘与开拓新的题材和体裁，不断发现、培养新的电影人材，提高创作人员的修养素质，继承和发扬中国电影的优秀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国影片的宝贵经验。只要这样，就一定能创作出既有中国特色、民族风格又有国际水平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