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简史（1 / 2）

 （ps：我已经尽量简略通俗了，汗！好象还是容易让非专业的朋友看晕了。

喜欢中国电影的朋友随便看一看吧！

不能算我原创，是很多材料组合起来的，大部分是我以前的笔记。）

中国电影简史（一）1896-1930

电影正式诞生于1895年末，很快被当作一种“新奇的玩意”输入中国。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的电影放映。次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来上海，在天华茶园等处放映电影。以后10年里，北京于1902年在前门打磨厂福寿堂放映《脚踏赛跑车》等短片；1903年，中国商人林祝三自欧美携带影片、放映机返国，在北京借打磨厂天乐茶园放映影片；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时，英国驻北京公使曾进献放映机一架和影片数套祝寿，影片在宫内放映，仅映3本，发电机发生炸裂，慈禧认为不祥，清宫内从此不准再映电影；但1906年起，电影放映在北京城内逐渐增多，如西单商场的文明茶园等场所。在香港，大约1904～1905年间，位于中环的云咸街建起第一家香港电影院──比照影画院。在上海，意大利商人a.雷玛斯经营电影放映赢利颇丰，在1908年建起了一座可容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正式修建的第一座电影院，雷玛斯因放映电影发了财，从而吸引外国商人纷纷来上海争夺放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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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电影1900年，美、英等国都曾有电影摄影师在中国拍摄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新闻镜头;1901年，美国比沃格拉夫电影公司和法国百代电影公司曾派摄影师来北京等地拍摄短片；1907年，意大利人恩里科•劳罗除经营电影放映外，还在上海、北京等地拍摄新闻短片《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等。1905年，中国人也尝试拍摄了电影，主持人是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景丰，他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和若干胶片，由该馆照相技师刘仲伦担任摄影师，拍摄了由中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共3本，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此后，“丰泰”还拍过其他戏曲短片，如谭鑫培的《长坂坡》、俞菊笙的《青石山》及《艳阳楼》、俞振庭的《白水滩》及《金钱豹》等，这些戏曲片选拍的都是一些武打和舞蹈动作较多或富于表情的场面。

1912年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另一个美国人萨弗承办美国电影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次年开始拍摄影片，聘美化洋行广告部买办张石川为顾问；张石川约请郑正秋组织经营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并于同年由郑正秋编剧，联合张石川导演了中国第一部有故事情节的短片《难夫难妻》。影片以讽嘲的笔触批判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片长4本，1913年9月底在上海首次放映。亚细亚影戏公司随后又由张石川导演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等20多部滑稽短片，参加拍摄的都是和新民公司订有合同的文明戏演员。同年，上海在声讨袁世凯时，亚细亚影戏公司还拍摄新闻片《上海战争》，纪录革命军攻打制造局和吴淞炮台情景。1913年，在香港主持人我镜剧社的黎民伟利用该剧社的文明戏布景和演员，以华美影片公司名义拍摄了短片《庄子试妻》，长片2本，是《蝴蝶梦》中的“扇坟”一段，由黎民伟自己编剧，并反串扮演女主角庄子之妻。黎民伟的妻子严珊珊扮演扇坟的使女一角，她是中国影片中出现的第一位女演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由于德国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公司即告结束。张石川在1916年又与新剧家管海峰合作，自办幻仙影片公司，用进口美国胶片把当时在新舞台几经演出的文明新戏《黑籍冤魂》搬上银幕，内容揭露鸦片对人民的危害，扮演角色的大部分是文明戏演员。影片制成后，曾先后在上海及外地放映，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已有20年历史的出版机构上海商务印书馆购得一批美国电影器材，在董事会张元济、夏瑞芳、鲍咸昌等支持下，于1917年试办电影制片业务，聘留美学生叶向荣为摄影师，开始拍摄时事短片，如《商务印书馆放工》、《盛杏荪大出丧》等。次年7月，决定扩大制片业务，单独成立活动影戏部，任陈春生为主任、任彭年为助手、廖恩寿为摄影师，后又建成有玻璃屋顶、白天可以利用日光进行拍片的摄影棚。先后摄制4类影片：时事片、风景片、古装片和新剧片。曾代拍两部中国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1921）和《红粉骷髅》；“商务”自己随即拍摄了《莲花落》、《大义灭亲》、《孝妇羹》等长故事片。1921年前后，但杜宇创办的上海影戏公司也拍摄了长故事片《海誓》。

1922年2月，张石川与郑正秋、周剑云、郑鹧鸪等组织明星影片公司，在拍摄了《劳工之爱情》等短故事片后，于1923年底完成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它通过一个关于遗产继承权的家庭故事，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宣扬了“教孝”、“惩恶”等封建伦理道德和寄希望于“义务教育”的改良主义思想。由于影片严肃地涉及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故事情节曲折，表现手法具有较浓的民族生活气息，主要角色的扮演者除郑鹧鸪外，王汉伦、郑小秋、王献斋、周文珠等都不是文明戏演员出身，演技自然、亲切、朴素；影片得到中国广大观众和南洋华侨观众的欢迎，发行后挽救了经济上正陷于窘境的明星公司，为以后立足中国影坛15年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在以后的4年里，明星公司除继续拍摄为市民观众接受的妇女、儿童形像，如郑正秋、包天笑等编剧、张石川导演的《玉梨魂》、《苦儿弱女》、《好哥哥》、《小朋友》、《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可怜的闺女》、《新人的家庭》、《好男儿》、《空谷兰》等家庭伦理片，也聘请了留学美国、从事戏剧活动的洪深担任《冯大少爷》、《爱情与黄金》、《卫女士的职业》、《少扇子》等片的编剧、导演或字幕说明。

随着明星影片公司的兴起，上海又出现一批较具规模的制片公司，主要有民族资本家吴性栽投资经营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法国留学生汪煦昌开办的神州影片公司；旅美华侨知识青年从纽约迁回上海办的长城画片公司；黎民伟创办于香港、曾在广州拍片又迁来上海的民新影片公司等。这些公司的创办人和主要创作人员，都醉心电影艺术，最初也都抱有用电影对观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或企图通过电影，把中国固有的“超越之思想、纯洁之道德、敦厚之风俗”介绍给欧美等等良好意愿；欧阳予倩、侯曜、李萍倩、陆洁、史东山、万籁天、李泽源、梅雪俦、程步高、卜万苍等都曾各自为这些公司担任编导。同时，邵醉翁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以其所办和平新剧社的演员为班底，自任导演，由其弟弟邵邨人、邵仁枝、邵逸夫等分任编剧、制片及发行，首先取材民间故事，拍摄一批古装片，并以此立足于南洋市场；顾无为创办的大中国影片公司等迅起仿效，利用京剧行头和布景，在短期内拍摄出20多部古装片，由此掀起了古装片的拍摄热潮。1925～1927年间，先后成立友联、开心、华剧、复旦、锡藩、慧冲、月明、金龙、沪江、暨南、大东、凤凰、大亚等多达140家中小型电影公司;广州、北平、天津、杭州、汕头等城市从事拍片的也大有人在。在激烈的国产影片竞争下，明星影片公司于1928年首先开拍长达16集的《火烧红莲寺》，此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拍摄热潮，武士剑客、神仙鬼怪，充斥银幕，延续达4年之久。此期间上海各影片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这类光怪陆离、粗制滥造的影片。这股浪潮，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在苦闷和徬徨中的小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他们从身怀绝技除暴安良的“侠客”身上，来发泄自己的苦闷和不满。这股风一直吹到1932年“一二八”之后才告衰落。

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实际上从属于商务印书馆、由活动影戏部改组的国光影片公司不得不匆忙结束。戏剧家田汉虽也在1926～1927年间创办南国电影剧社，尝试拍摄影片《到民间去》，开展他理想的电影艺术运动，在资金不足、经验有限的情况下，只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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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以经营电影院起家的罗明佑，同民新影片公司的黎民伟首先取得协议，这年12月，以华北公司名义，与民新公司在北平合作拍摄故事片《故都春梦》，公映后颇受欢迎；遂再以“民新”、“华北”名义又同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取得合作，共同组成联华影业公司，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方针，先后拍摄了《恋爱与义务》、《爱欲之争》、《恒娘》、《一剪梅》、《心痛》、《桃花泣血记》等片。由于创作人员多半是大学生、留学生或话剧演员，艺术创作上摆脱了文明戏影响，较注意电影艺术特性的运用和掌握，深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观众的欢迎，从而在观众中产生了与“明星”、“天一”的影片的不同印象。当时这鼎足而立的三家影片公司，“明星”和“天一”被称为旧派，“联华”则被称为新派。

1929年2月4日，上海的夏令配克电影院放映美国影片《飞行将军》，这是有声电影在中国的第一次放映。半年之后，上海首轮电影院先后改装有声放映设备，但内地中、小城市，仍然放映无声电影。尽管如此，中国电影界从1930年初开始，不顾重重困难，进行了第一批有声电影的尝试。明星影片公司和友联影片公司，首先试制了蜡盘发音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由大中国和暨南两家影片公司合股，以华光片上有声电影公司名义，租用日本发声映画株式会社的有声器材设备，在日本完成中国第一部片上发音影片《雨过天青》；同年6月下旬在上海公映；三个月后，天一影片公司利用美国摄影、录音人员和器材设备拍摄的片上有声片《歌场春色》也在上海公映。随后，1932年1月，明星影片公司完成了它的第一部片上发音有声影片《旧时京华》。联华公司虽然在1930年拍摄的《野草闲花》中首先用蜡盘发音配了中国第一支电影歌曲《寻兄词》，其后又拍了几部配音片，但片上发音有声片的制作，要推迟到1935年。应该说，当时所进行的第一批有声电影的尝试，推动了中国电影技术界对有声电影技术的不懈钻研和努力，从而使中国电影在30年代能利用自己的技术顺利地从无声电影过渡到有声电影。

中国电影简史（二）1931-1937

自1941年起，“中制”和“中电”由于种种原因陷于停顿。1943年底，“中制”开始恢复制片活动，至抗战胜利前夕，又完成了《气壮山河》（何非光编导，姚士泉摄影）、《血溅樱花》（何非光编导，罗及之、姚士泉摄影）、《还我故乡》、《警魂歌》（寇嘉弼编剧，汤晓丹导演，王士珍、王士英摄影）4部故事片。教育部所属的中国教育电影制片厂，1943年起，也拍摄了《川北胜迹》等几部短片。

1935年在山西太原成立西北影业公司，1938年迁到成都，先后完成了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1940，瞿白音编辑，陈晨摄影）和故事片《风雪太行山》（1940，贺孟斧编导，杨霁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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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到1937年6月底为止，成立南洋、大观等50多家拍摄粤语片的电影公司，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曾拍摄了《最后关头》、《焦土抗战》、《边防血泪》、《上海火线后》（1938）、《女战士》（1938）、《民族罪人》、《血肉长城》（1938）等粤语故事片和《广州抗战记》、《西北线上》、《厦门血战记》、《八•一三周年抗战史》、《八路军攻平型关》、《保卫华南》等纪录片。反映了当时抗日战争形势对香港电影界的影响和香港电影工作者的爱国立场，也反映了港澳同胞和南洋侨胞的抗日要求和对于抗日电影的企望，其中长纪录片《西北线上》（又名《延安内貌》）是青年导演林苍、摄影师徐天翔、金崑组织的青年摄影团于1938年3月去延安拍摄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延安的风貌和生活片断，是一部具有文献价值的作品。1937年底，蔡楚生、司徒慧敏等自上海转移到香港，开展抗日电影的摄制活动，曾为独立制片的粤语片公司拍摄了《血溅宝山城》（1938，蔡楚生、司徒慧敏编剧，司徒慧敏导演）、《游击队进行曲》（1938，蔡楚生、司徒慧敏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等抗日故事片和《保卫大四邑》等纪录片。1938年12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在香港设立据点，成立大地影业公司，进行国语片的拍摄，曾先后拍摄了《孤岛天堂》（1939，蔡楚生编导，吴蔚云摄影）、《白云故乡》（1940，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姚士泉、吴蔚云摄影）两部故事片。随后蔡楚生、司徒慧敏、谭友六等又组成新生影片公司，完成了国语片《前程万里》（1940，蔡楚生编导，姚士泉、李文光摄影）。但是，1939～1941年间，绝大多数粤语片都又回到过去民间故事、神怪武侠等内容的制片路线；经过少数爱国粤语电影工作者的努力，才拍摄了象《小广东》（1940，汤晓丹、罗志雄导演）、《烽火故乡》（1941，卢敦编导）、《小老虎》（1941，罗志雄导演）、《民族的吼声》、《流亡之歌》（1941，刘芳编导）、《国难财主》等抗日题材粤语片。随着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不久沦陷，香港电影业全部停顿。

上海“孤岛”从1937年11月中队撤离上海时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进入上海租界区域止。这4年上海形成一个被称为“孤岛”的时期，一部分文化工作者仍留在“孤岛”，利用租界区域，继续坚持并开展抗日文化运动。

电影方面，明星公司由于战火的破坏已无力复业，“联华”后身“华安”也于1938年夏结束，同年上半年只有“新华”一家公司继续拍片，下半年，“艺华”也恢复拍片；8月新成立的国华影片公司开拍了第一部影片。这样，私营电影制片业随着《木兰从军》（1939，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上映后的卖座，在以后的一年里，形成了古装片拍摄浪潮，1940年一年上映的67部国产故事片中，取材自稗官野史、民间传说、评弹故事、章回小说的古装片就有54部之多。1941年上映了11部，其中有几部借古喻今，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题材影片，例如《武则天》、《葛嫩娘》（魏如晦原著，周贻白改编，陈趾青导演）、《苏武牧羊》（周贻白编剧，卜万苍导演）、《李香君》（周贻白编剧，吴村导演）、《梁红玉》、《红线盗盒》、《孔夫子》（费穆编导）等。

1941年，时装片取代古装片，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十几家影片公司，一共出品了80多部影片，其中时装片占有60部，其中如《肉》、《复活》、《家》上下集（周贻白改编，卜万苍、杨小仲、李萍倩、岳枫、吴永刚等集体导演）、《世界儿女》（费穆编剧，费穆、佛兰克夫妇导演）、《花溅泪》（于伶编剧，张百川导演）、《乱世风光》（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等，制作态度都比较严肃。这一年，动画片制作家万籁鸣、万古蟾从内地回到上海，带领他们组织的卡通班70多位学员，以一年4个月时间绘制完成的动画片《铁扇公主》，是中国第一部较长的动画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电影业随之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

日本占领区长春：日本帝国主义操纵的伪满洲国，在1937年8月21日成立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简称“满映”，执行宣扬伪满“国策”的制片方针。8年中，共摄制了200多部所谓“启民电影”，120多部所谓“娱民电影”和300多部“新闻电影”，宣扬“王道乐土”，鼓吹“日满协和”和所谓“大东亚”政策，这些影片都不受观众欢迎。满映还垄断了东北全境的影片发行放映。

北平：1938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满映”分支机构“新民映画协会”，除控制华北各地的影片放映发行外，还着手制作纪录短片。1939年2月，又在北平成立了由日本“北支军”直接控制的“兴亚影片制作所”，拍摄所谓“宣抚电影”，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1939年11月，为了强化对华北电影的控制，以“新民映画协会”为基础，由伪“华北临时政府”、“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和“日本兴亚院”等共同投资，成立了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不仅垄断了华北沦陷区的影片输出输入和发行放映，还在1940年底自建摄影场，拍摄配合“治安强化运动”的影片。1941年2月，为了掩人耳目，又附设了一家表面上由中国人创办的燕京影片公司，专门拍摄戏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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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早在1939年6月27日，在日本占领军的控制下，成立了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影”），由褚民谊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石川俊重任总经理。除制作所谓“大东亚电影新闻”和所谓“文化电影”等影片外，并垄断了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华中、华南地区的影片发行放映。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入“租界”，“孤岛”消失。敌伪将“新华”等12家影片公司合并，于1942年4月10日成立中华联合制片有限公司（简称“中联”），由林柏生任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张善琨任总经理。从此，上海影业全部为日寇所侵占。

1943年1月1日，又成立了上海影院股份有限公司，由张善琨任代表董事兼总经理，独占了上海影片发行与影院管理。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上海电影事业的控制，1943年5月日寇又指使汪伪政权公布了所谓“电影事业统筹办法”，把“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影院股份有限公司”合并，于1943年5月12日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使制片、发行、放映一元化，实施三位一体之电影“国策”。由林柏生任董事长，陈公博（南京汪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周佛海（南京汪伪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褚民谊三人任名誉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冯节（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驻沪办事处处长）任总经理，张善琨、石川俊重任副总经理。成为日寇操纵下日伪合作的最大的电影托拉斯。

日寇和汪伪已经觉察到中国观众对日本电影侵略的抵制，在制片方针上必须调整，为了迷惑中国观众，暂且搁下了如《东洋和平之道》那样明目张胆鼓吹侵略中国的影片，集中拍摄了不少所谓“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和所谓“大题材的中国电影”，也重点拍摄了一系列提倡“顺民哲学”的影片（如《博爱》），及宣传所谓“中日提携”、“清算英美”的影片。合并成为“华影”后，除继续制作“三角恋爱”、“家庭纠葛”之类影片外，为了“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还成立了“国际合作制片委员会”，与日本合作拍摄宣扬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影片。“中联”在短短的一年中，拍摄了近50部故事片，“华影”在两年又3个月里，拍摄了近80部故事片。

革命根据地1938年秋季，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先后来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成立延安电影团，决定首先拍摄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编导）。当时电影团只有两部摄影机，一台35毫米，一台16毫米，在延安拍摄完毕后，电影团于1939年1月，分两路到华北敌后进行拍摄。袁牧之和吴印咸去晋察冀一带；徐肖冰先去冀中，后又和吴本立去晋东南。前后拍摄两年余。这部纪录片由袁牧之带往苏联，进行后期制作，因苏德战争爆发未能完成，但其中片断，曾用于1950年中苏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两部纪录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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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延安电影团完成了长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拍摄，由吴印咸、徐肖冰摄影，钱筱璋编辑并写解说词。影片以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为题材。同时，还拍下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十月革命节》、《边区生产展览会》等反映当时延安重大社会政治生活的新闻片。这些影片都是在缺乏水电设备的困难条件下完成的。

延安电影团在1939年秋建立一个放映队，放映的影片除延安电影团拍摄的影片外，绝大部分是苏联原版片。放映队曾走遍整个陕甘宁边区，还到过晋绥边区前线一带，观众主要是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及当地群众。

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夏天，新四军淮北根据地曾利用在上海购得的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有关新四军生活的影片素材，1945年2月，新四军拍摄了《彭雪枫师长追悼会》、《新四军骑兵团》等新闻片，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初，还在淮阴、淮安等地补充拍摄3部分素材，并编辑、剪接完成一部反映新四军的长纪录片《新四军的部队生活》。

中国电影简史（四）1945-1949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历史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统治区1945年9月20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发布“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划分上海、南京、北平、广州4个电影接收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属中央电影摄影场接收3个主要敌伪电影机构：上海的“华影”、北平的华北电影公司和长春的“满映”。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所属中国电影制片厂接收了在南京的敌伪电影产业。1947年4月，“中电”改组为“民营”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一厂、二厂设在上海，三厂设在北平，另外成立长春电影制片厂，也属“中电”系统。从重庆迁到南京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和中国农村教育电影公司，也在接收的基础上进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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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官僚资本几乎全部垄断国民党统治区电影企业和对电影加强检查的情况下，经历过长期斗争的中国革命电影工作者和正直爱国的电影工作者，在中国gcd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正确方针指导下，一部分人进了“中电”各厂，利用国民党的电影基地，拍摄进步影片，一部分人参加了进步电影的基本阵地昆仑影业公司；与此同时，对各种规模的大小民营影片公司（文华、国泰、大同、清华、启明等）也采取团结、支持、争取和协作的方针；从而不断占领新的阵地，不断取得优异的成绩，1946～1949年间拍摄一大批优秀影片。这批影片的主要特点是采取了以暴露和隐喻为主的手法，控诉了在沦陷时期和国民党政权下人民所受的灾害与痛苦，进一步暗示广大人民起来斗争的出路。昆仑公司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蔡楚生、郑君里编导）、《万家》（1948，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希望在人间》、《丽人行》（1949，田汉、陈鲤庭编剧，陈鲤庭导演）、《三毛流浪记》（1949，阳翰笙编剧，赵明、严恭导演）和《乌鸦与麻雀》（1949，陈白尘、沈浮、徐韬、郑君里、王林谷编剧，郑君里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松花江上》（1947，金山编导）;文华影业公司的《夜店》（1947，柯灵编剧，佐临导演）；中电一厂的《还乡日记》（1947，张骏祥编导）、中电二厂的《天堂春梦》、《遥远的爱》（1947，陈鲤庭编导）、《乘龙快婿》（1948，张骏祥编导）和《幸福狂想曲》;中电三厂的《追》；国泰影业公司的《无名氏》（1947，于伶编剧，应云卫导演）、《忆江南》（1947，田汉编剧，应云卫、吴天导演）以及大同影片公司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1948，欧阳予倩编剧，洪深、郑小秋导演）等，都属优秀之作。《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概括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时代风貌，反映出了当时广大人民，尤其是生活在沦陷区的群众的情绪愿望，把揭露的矛头对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黑暗。这部影片在上海连映3个月，观众达70多万人次。《万家》，以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上海为背景，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智清一家的遭遇以及他从幻想到觉醒的曲折过程，表现了战后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以及当时通货膨胀、人民失业、市民阶层迅速走向破产的真实情况，也指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路。影片创作，采用严格的现实主义方法，朴实无华，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含义深刻，给人以深长的回味。是一部在思想艺术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影片。《松花江上》以抗日战争期间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为题材，导演采取粗犷有力的气势和细腻抒情的表现相结合的艺术处理手法，1947年11月起在上海等地公映，受到舆论的好评和观众的欢迎。《希望在人间》通过邓庚白教授一家在日军凶焰下，在汉奸特务的逮捕、监禁、拷打、跟踪和暗杀下，临难不畏，坚强不屈的英勇斗争，感人地再现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显示了中国人民可贵的骨气。影片结尾，邓教授又被敌人逮捕，将遭杀害，但是他的同志、子女却留在了人间，为民族的生存和胜利而继续斗争，起了点题作用。《乌鸦与麻雀》以上海解放前夕一座里弄居民楼里的几户人家的生活为背景，围绕着这幢房子的产权问题，用讽刺喜剧的手法，揭露了小官僚的丑恶嘴脸，表现了他在逃跑前夕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而以同情的态度，刻画了平民百姓的不同性格，显示了他们在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上日渐一致，并团结成一股反抗的力量见彩图。

这个时期还摄制了一批艺术质量高的作品，文华的《假凤虚凰》富有喜剧色彩，情节结构巧妙，人物形像生动，对话风趣隽永，把中国电影喜剧的创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抗战胜利后第一部在美国上映受到好评的中国影片。《小城之春》（1948，李天济编剧，费穆导演）的故事发生在八年战乱后江南某一小城市的一个破落家庭里，只有夫、妻、妹、仆、客五个人物出场。影片通过反复交替出现的古老荒芜的城头，颓败倒塌的庭园、低沉悲惨的音乐、缓慢的节奏，将的新愁旧情、冷漠的家庭生活和如同一潭死水中的人物精神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对“发乎情、止乎礼”的复杂的伦理道德观念也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华艺公司于1948年11月完成上映的、由梅兰芳主演的彩色戏曲片《生死恨》（1948，费穆导演，李生伟摄影，黄绍芬摄影指导，颜鹤鸣彩色洗印、录音）是中国摄制彩色影片的第一次尝试。启明影业公司拍摄的戏曲片《祥林嫂》（1948，南薇编导）是根据同名越剧拍摄的，越剧改编自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由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第一次将越剧戏曲搬上银幕。

这一时期上海小规模电影公司进行拍片活动的先后有20多家，总共约出品40部，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

1948年下半年开始，为迎接全国解放，适应全国解放后新的形势的需要，文化工作者纷纷准备进入解放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gcd的地下组织的领导和部署下，大部分文化、新闻、戏剧、电影工作者先后撤离上海，南下香港，待机转往解放区。他们在逗留香港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里，用各种方式，进行影片创作，产生了如《野火春风》、《恋爱之道》、《结亲》、《水上人家》等国语片和《珠江泪》等粤语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香港电影作品的面貌。

解放区电影这一时期，解放区的电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延安电影团结束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延安和兴山，先后建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和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华北，成立了华北电影队。

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于1946年7月，在西北中央局宣传部领导下，进行影片《边区劳动英雄》的摄制，由陈波儿、伊明编剧，伊明导演，程默摄影，凌子风主演，钟敬之美术设计兼制片。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未能拍成，部分人员转入新闻纪录电影的制作。1947年10月，以该厂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西北电影工学队前往东北。在经过冀中深泽时，与华北电影队会合，停留3个月，于1948年6月抵达鹤岗，参加东北电影制片厂。华北电影队（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于1946年10月成立，队长汪洋，部分摄影器材和技术人员由东北抽调；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先开展巡回放映工作和新闻电影拍摄工作，完成了《华北新闻》，拍摄了《晋中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新闻素材。

[转自铁血社区]

日本投降后，1945年8月下旬，中国gcd为接收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建立自己的电影基地，长春地下组织，首先派党员刘健民、赵东黎进入“满映”，组织职工进行护厂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破坏，并于10月1日建立东北电影公司。11月下旬，从延安派来的田方和许珂来到长春，团结职工和技术人员，但因形势变化，不久离开。1946年4月14日苏联军队撤离，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中央东北局指派舒群、田方、许珂和钱筱璋正式接管“满映”；不久，袁牧之抵长春，东北局决定舒群任东北电影公司经理，袁牧之任顾问。由于内战局面形成，决定将接收的器材运往安全地带，并动员部分职工和一部分日本技术人员一同前往。6月1日，将设备和人员安顿于合江省兴山市。9月，由吴印咸带领的原延安电影团人员也来到兴山。1946年10月1日在庆祝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上，将公司改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由舒群任厂长，张辛实任副厂长，袁牧之任顾问。不久，舒群调离，袁牧之任厂长、吴印咸、张辛实任副厂长、田方任秘书长。“东影”兴山时期，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完成了大型新闻纪录影片《民主东北》十七辑，及时反映、紧密配合了当时的东北解放战争，纪录了群众加紧生产、努力支前的情景和人民生活面貌。同时，还拍摄了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1947，陈波儿编写）、第一部科学教育影片《预防鼠疫》（1948，袁乃晨编导，马守清摄影）、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1948，伊琳编导，马守清摄影）、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1948，朱丹编导，方明导演兼动画设计）、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1948，孟广钧翻译，袁乃晨导演）。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和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1949年4月，“东影”由兴山迁回长春，并根据党的指示进行了支援北平、上海新解放区人民电影的开辟工作。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东影”派出的田方，在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接管了在北平的中电三厂等国民党电影机构。4月20日，正式成立北平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由田方任厂长，汪洋任副厂长。华北电影全体人员也都参加“北影”的工作。根据党的先拍新闻纪录片，以后拍故事片以及“东影”新闻片创作任务移交给“北影”的指示，接办和领导了“东影”的新闻片制作任务，它派去前线的各个摄影队，迅速投入新闻纪录电影的拍摄。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北影”一共完成5部短纪录片《朱总司令莅平阅兵》（见彩图）、《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七一在北平》、《解放太原》、《淮海战报》以及《简报》1～4号。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5月解放上海，“东影”派出钟敬之在南京军管会领导下会同黄粲等接管了国民党在南京的电影机构，又到达上海，与于伶会同留在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徐韬等，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了在上海的国民党电影机构的接管工作。接管任务完成后，立即进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筹建。

1949年3月，袁牧之应召来到北平，根据党中央指示，进行全国电影领导机关筹建工作，并在1949年4月在北平正式成立中央电影事业管理局（见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事业管理局），在中央宣传部领导下，担负领导全国电影工作的任务，由袁牧之任局长。

中国电影简史（五）1949-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转自铁血社区]

曲折的发展道路50年代初期，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全国各大城市主动停止放映美国影片。当时急需加强制片和发行的统一领导，增加影片的生产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

上海原各私营电影制片厂联合起来组建为公私合营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于1953年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使故事片的生产完全由长春、北京、上海3家国营厂承担。为了发展创作，培养编剧人材，上海和北京先后开办了电影剧本创作所。到1957年，各制片厂都设立了专门的文学部，负责组织剧本的创作工作。为了培养其他方面的人材，上海、北京还先后成立了电影学校，北京的电影学校后成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专业学府──北京电影学院。

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建立起发行放映管理系统，成立了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全国2000多个县，也先后建立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从50年代初期开始，陆续筹建了保定电影胶片厂、南京电影机械厂、哈尔滨电影机械厂、上海电影机械厂、八一电影机械厂、北京电影洗印厂（见北京电影洗印录像技术厂）等电影工业企业；各大制片厂自己也都建立了洗印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