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喜迎横财神（1 / 2）

 孤男寡女，很快被翻红浪。

金枝走下楼的时候，满脸胀红，大白日里，做这种事情，没来由让她觉得羞耻，浅尝辄止后，就逃了出来。

走下二楼，一楼大堂中空无一人，左右两间厢房里传出羞臊人的声音，金枝再次羞红了脸，呸了一声。

后院有声音响起，她转向后院去。

一个看着十三四岁模样的小女孩，蹦蹦跳跳的在墙跟前抓蝴蝶，手里还拿着几枝花。

五月盛夏，牡丹芍药都开得极好。

“妙常！”

金枝唤了一声。

“姐姐。”

张妙常蹦蹦跳跳的跑了过来。

“又摘花了？”

金枝随口道。

张妙常点头：“花开的正好。姐姐，好看不？”

金枝眨眨眼：“好看有啥用？扔了，跟我上街去！”

一听上街，张妙常高兴了。

“好啊。要买东西吗？买个花瓶罢！”

张妙常恳求道。

金枝不接受：“卖什么花瓶，当不了饭吃！”

张妙常委屈刚刚渐渐浮上脸，突然叫道：“老爷来了！”

金枝看去，果然李慢侯正走下楼梯。

张妙常快步跑向李慢侯，将手里的花递给李慢侯。

“老爷，瞧院里的花，漂亮不？”

李慢侯点头：“漂亮！”

花开得不错，张妙常的脸天真烂漫，也很不错。

“给你！”

张妙常将花递给李慢侯。

李慢侯道：“不用给我了，我要出门去。”

张妙常问道：“那该放到哪里？”

李慢侯道：“找个地方插着吧。”

张妙常又道：“没有花瓶。”

李慢侯说道：“巧了，我正要出门去，回来给你带一个。”

张妙常嗯了一声，笑的很灿烂。

这种年纪的女孩，笑起来真的很美，李慢侯如同对一个小妹妹一样，宠溺的揉了揉她的脑袋。

金枝走上来：“还是我去吧，我跟妙常一起去买来。”

李慢侯不太在乎这些，点了点头：“也好。兴许我一会儿就忘记了。”

说完就要出门，这时候听到两厢传来不和谐的声音，心里明了。

却故意恶作剧一般的高喊：“张三、李四，我出门了。你们仔细些，提防进了贼人！”

说完心里带着一股恶作剧得逞后的爽快，轻快的走出翠楼。

金枝瞧着丈夫高兴，自己也高兴，回头看着一副无辜神态，仿佛不知道两厢发出奇怪声音为何物，正好奇倾听的张妙常，不由来气。

“这两骚狐媚子！不要脸！”

骂完一把拽过张妙常，快步走出翠楼，仿佛担心那些声息污浊了小女孩的耳朵一样。

李慢侯走在汴河岸边，河里的画舫穿梭，他不知道以前这里有多热闹，感觉现在就热闹出了一种蒸腾的气象，根本就不像是几个月前才经历过一场战争的模样。

汴河挂玉带，两岸红袖招，充斥这里的青楼也七七八八的重开门迎，二楼的姑娘们，一个个花枝招展，门前狎司招呼着客人，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何止商女不知亡国恨，满街的文士才子也让人看着不舒服。主要是装束，有些挑战李慢侯被后世影视作品灌输的视觉，尽管作为历史学术出身，李慢侯知道影视剧里多牵强附会，可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习惯。如果满街出现的文人才子，一个个羽扇纶巾，他一点都不意外，可现在一个个头上插朵鲜花，让人看着很刺眼。

宋代男子喜欢带花，李慢侯是知道的，亲眼见到有些扎眼。倒是习以为常的，文人手持折扇的风雅姿态，没有见到。北宋已经出现了折扇，但还不盛行，也不普遍。关于折扇的起源，有种说法就认为起源于宋代，但又有认为起源于日本的。因为日本保有历史最久的一件实物，中国也有一些相关记载，比如日本僧侣嘉因北宋初年觐见宋太宗，献日本桧扇等。

一直到明代，中国跟日本之间的贸易清单中，倭扇都是日本能够输出的为数不多的手工艺品之一。但到了清代，中国生产的扇子，从质量和数量上，都已经远远超过日本。广州一带生产的折扇，用玉雕、楠木、象牙等珍贵材料做骨架，远销欧洲诸国。

李慢侯倾向于折扇这种形式的扇子是日本人发明的，他相信证据和逻辑，证据上，日本人有最早的实物，逻辑上，假如折扇起源于中国传入日本，在古代，日本人基本上不可能有能力向中国转而出口折扇，因为中国数量庞大且技艺高超的工匠，不可能让日本人在一项学自中国的技艺上超越自己，反倒是折扇传进中国后，很快中国工匠的技术就超过了日本。

李慢侯也没有那种偏执的民族情绪，凡事都要争第一，而盲目的不肯相信事实。当然，假如有朝一日中国出土了更早的实物，他肯定也支持起源于中国说。他只是追求真相，日本连文字都是中国传入的，跟日本争某一样物品的发明权，其实没什么意思。

李慢侯反倒是对折扇传入中国后的用途颇有一些兴趣，因为折扇在中国，都是一些文人在用，因此有时候被称作文士扇，可折扇在日本其实开始是艺伎表演的道具。在中国，类似艺伎的青楼歌女们，其实也用扇子，用的是中国本土的团扇，低端的以竹丝为骨，高档的用象牙做骨，蒙以丝绸绢帛，绣上精美图案，同样是一种表演的用具。

李慢侯觉得，这种女性用具被文人带偏的现象，大概反应了一种宋代之后文人精神走向内敛和阴柔现象，这种现象在许多其他行为上都有表现。比如开始欣赏纤柔、女子开始以瘦弱为美，缠脚开始普及等等。

在文明熏陶下，精英阶层开始柔化，这并不是一种退化，不止中国，国外亦然。最早的高跟鞋流行是在法国文化最繁盛时期，路易十四皇帝开始穿高跟鞋。有些专家据此认定，高跟鞋是法国皇帝发明的，这其实是谬误。高跟鞋最早出现在波斯，也是男人穿的，不过不是为了好看，而是波斯的骑兵为了踩踏马镫更稳，而专门制作的马靴。传入欧洲后，就被法国人演绎成了用来取宠的玩意，从激烈的阳刚，转入内敛的柔美。

同时期法国女人崇尚勒死人的细腰，许多人甚至因为束腰太紧而无法进食和呼吸乃至憋死，这也是一种病态审美。

心里胡思乱想着，李慢侯很快就过了蔡京府前得金梁桥，接着很快走进了内城。金兵退走后不就，开封就解除了戒严，在城市管理上，北宋比唐朝要宽松很多，尤其是宋徽宗时期更为宽松，也是这种宽松，带来了发达的商业同时，诞生出繁盛的市井文化。

继续沿着汴河走着，两岸商铺大多开业，青楼十家中开了七八家已经让李慢侯惊叹，但酒楼十家中开了十家，恢复的显然更快，食色，果然食在前，色在后。当然跟青楼遭遇打击更大也有关系，毕竟除了青楼外，其他行业包括酒楼，没有一个被官方直接打击。

李慢侯的目的不是逛青楼，也不是逛酒楼，进了内城，走了一刻钟左右，走到了一座桥前，跟其他桥梁不同，这座桥修的格外气派。用料坚固，全是石料打磨铺设，桥面下还用石柱做拱，桥面平直，十分宽阔，并排可走四辆马车。

此桥人称州桥，官名叫做天汉桥，正对大内御街，皇宫和内城官邸要员出城，都从这座桥南下出南熏门，因此才如此气派。

没有上桥，直接转向南边御街，御街可以说是城内少有的，可以跟汴河两岸相比的繁盛街区。街道两旁的商铺同样紧密，而且更大，更豪奢。因为这里经营的，多跟权贵有关。不但买卖人背后往往有朝中权贵支撑，经营的物品，往往也不是面向普通百姓，而是以权贵为客户。这正是李慢侯来这里的原因。

他瞧着一家商铺，门前两根柱子上，各悬挂着两张竖匾，一张上写着“成造金银首饰”，另一张上写着“酒器俱全”字样，这是一家金银器具铺子。

唐宋时期中国最大的产银地其实在南方，江西德兴银矿，浙江衢州银矿规模都很大。李慢侯从水下打捞起来的财物中，就有不少金银器，普通人家是用不着的，因此只能在金银铺这种铺子里出售。

进了铺子，掌柜的热情招呼，询问需求。可铺子货架上空空荡荡，显然皇帝搜刮金银的时候，这个铺子也未能幸免，能重新开张，就已经不容易了。一听李慢侯不是来购货，而是希望出售一批金银器，掌柜的更加高兴。

汴梁城内的金银，几乎全都被搜刮殆尽，被金兵带去了辽东。这种贵金属，是不可能凭空变出来的，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开封都会面临金银极度短缺的现状，从外地传入需要一个时间，而且也未必能够填补这个空缺，因为作为首都，达官贵人聚集之地，本来天下金银大半都储藏在汴梁城，汴梁城金银空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国金银都空了。

但需求却没有消失，甚至因为某种特殊原因，相反短期内需求是大大增加了的。金银这种贵金属，尽管在北宋也已经开始具备货币的意义，但更多的用途还是实物，作为达官贵人乃至宫廷用具的材料。可是因为战争关系，连皇家宗庙里历代皇帝塑身的金箔都刮下来了，达官贵人家也几乎没有了金银。这就是需求！

对于权贵来说，只要权力还在，购买力就不是问题。因为有的是人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根本不需要他们花钱。

这段时间，跟民间逐渐顺着自然规律恢复不同，朝局十分动荡。金兵退走后，随着盛夏到来，出身辽东的金兵全都撤到了北方，黄河以北大量州府直接被他们抛弃，随后打着护送金兵出境名义的宋军迅速接收这些城池，回过头来宣城收复。这些假象，迷惑了北宋朝廷上那些极富浪漫主义精神的文官，让他们错以为金兵不过如此，主战的声音声喧尘上，一个比一个主战，生怕错失了良机。

宋钦宗在这种氛围中，也再次变得极为乐观，不断催促进兵的同时，开始重新重用主战派。借着这股氛围，主战派再次掀起了对主和派的政治排挤。主和派的首脑李邦彦都被他们挤出了京城，贬到了地方做官。

李邦彦可是宰相啊，就这么被罢免。在李邦彦之前，张邦昌也是如此，吴敏同样如此，白时中也是如此，短短几个月间，随着宋钦宗自己在主和主战之间摇摆不定，宰相先后被他撤换了四五个，赶得上他爹宋徽宗执政二十年来换的宰相了，毕竟宋徽宗主要就用了蔡京一个人，执政长达十七年。

宰相这样的重臣权位都在快速变化，可见朝局动荡的激烈程度。动荡，意味着空间，朝堂上出现了大量空缺，这些空缺都流着诱人的蜜糖香味，吸引着一干权贵舍身忘命，他们能不动心，能不勾连，能不攀附？这些都需要送礼，金银显然是紧缺物之一，不管是作为直接的贿款还是金银器皿都很合适。

动荡的另一方面是恐慌，主战派自然喜不自胜，现在都在积极进取，可遭受打击的一方却惶惶不安，宰相说罢免就罢免了，自己的位置也是风雨飘摇，为了保住权位，能不积极运作？

留在汴梁城的这些官员，不管主和还是主战，毕竟也算是有苦劳的，还有一部分人，此时就不仅仅是恐慌了，而是恐惧。那批正月随着宋徽宗逃出开封，又在三月随着金兵退走，被宋钦宗一一召回京师的权贵，此时一个个担惊受怕，惶恐不可终日。

这些人中，以蔡京、童贯为首，已经彻底翻不了身。一方面，他们仓皇出逃期间，就已经被定为六贼，无论主和还是主战派，对他们都嗤之以鼻。另一方面，他们还卷进了皇权斗争中。比如童贯，当他从太原逃回开封后，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宋钦宗恳求他留下来抗敌，但他选择了宋徽宗，护着老皇帝逃跑。现在表面上看，小皇帝不但没有被金兵抓走，而且打退了金兵的进攻，彻底掌握了权力，此时童贯这些人能不惊恐？

不管是图谋进取的新兴势力，还是试图维持的既得势力，或是力求脱罪的逃跑权贵，都有很大的送礼需要。

尤其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为代表的六贼势力，他们不但有罪，关键是很有钱。逃出京师之前，他们一个个都长期在宋徽宗时期权倾一方，就连其中攀附蔡京的朱勔，在江南都聚敛了三十万亩良田，各种财富更是不可计数，其他人也不遑多让。

这些人因宋徽宗而富贵，现在也随着宋徽宗而失势，并且绝无翻身的可能。在李纲、吴敏的维护下，蔡京接连被贬，而且始终有御史弹劾，认为处置太过宽宥。可以想象，童贯这样的没有党羽保护的宦官，朱勔这样的佞臣，命运更加堪忧。贬官倒不算什么，他们基本上也不可能继续做官，关键是一旦获罪，他们庞大的家财势必被抄家。家人甚至流放、充军，发卖教坊司为娼。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是不会吝惜洒下大把银子脱罪的。恰好因为他们在围城前就逃了出去，带走了大量能够带走的钱财，当这些人将幸存的，聚敛几十年得来的巨额财富拿来送礼的时候，金银器皿的价格暴涨也就自然而然了。

这些情况并不是金银铺掌柜告诉李慢侯的，而是李慢侯凭借自己的经验判断出来的，老板恨不得贬低金银的预期价格，好让李慢侯尽快高价处理给他呢。

李慢侯跟掌柜的商定了一番，然后走出了铺子。接连走遍了整条街的金银铺，得到的消息都差不多，价格也了解的差不多，金银价格比围城前暴涨了十倍左右。过去一两黄金折合十二两白银左右，现在一两黄金涨到了三十两白银，过去一两白银兑换一千两百铜钱左右，现在则能换到一万钱左右。

李慢侯之后几乎以扫荡的态势，挨家挨户走遍这些面向权贵的奢侈品店铺，贩卖金珠玉器的珍玩店也是关注的重点，得到的信息比李慢侯想的还好。

送礼送金银本就粗俗，文人士大夫的喜好更加雅致，古器珍玩美玉才是最爱。这些物件儿，同样在战争中饱受毁弃。只要是金兵统帅肯接受的，宋钦宗全都搜刮了送去，皇宫的各种用具都扫荡一空，乃至宋钦宗一度无法在大殿上进食，因为没了相关器皿。宋徽宗奢侈一生搜集起来的那些奇珍异宝，只要金兵肯要，也都从各个园林中搜刮了去。可以想象，这些东西金兵统帅不可能给出什么高价。名义上金兵带走了两千万两白银，八十万两黄金的各种物品，实际价值可能远不止这点。

战争暂时结束了，这些东西都得重置。皇帝得有基本的体面，新兴的各大权贵，也必然要效仿前辈搜刮一番。所以奇珍异宝这段时间，价格比金银更夸张，因为这些物件，比金银其实更具有礼品性质。

同样跟各大古玩铺的掌柜、东家商定了一番后，李慢侯转身往北再次走到汴河上，沿着河岸往东，一路走到了东水门。

东水门是汴河从东南进入开封的必经之地，来来往往无数漕船，从南方运送海量的物资经这里进入开封城，因此这里的交易十分密集，尤其是大宗商品交易在这里最为活跃，催生了一些特殊的行业。

沿着城门墙下，有一排鳞次栉比的屋舍，最靠近城门处，有一间屋子，正面敞开，里边一张几案，一个穿着长衫，头戴官帽的中年端坐几案后面，此时竟然还有官员竟坐于其中？

李慢侯颇有些意外，不过抬头看着敞开的水门也就释然了。北宋城虽然没有被攻破，可是北宋朝廷的举措，可能比金兵亲自搜刮都更加高效，因此这段时间开封城内物价高昂，外地船队玩命的挤进开封，朝廷官员或者有利益掺杂其间，或者为了维持市面稳定，恢复正常生活，加上北方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以及催问军饷的奏折，朝臣和皇帝才允许城门日夜不闭，一方面可以输入更多的物产平抑物价，另一方面可以收取更多的税收充作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