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三章 渠江新格局(四)（2 / 2）

“老蔡，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觉得沈玉霞长得跟一位市领导有点像，不要只往市委市政fu领导想，要想广一点。”

蔡威想了几分钟，猛然一惊道：“市政协赵！”

“老蔡，91年赵是地委副书记，跟当时任地区行署专员的任谷泉争地委书记失利，93年传出省里有意让赵退到政协去的消息，而就在那个时候沈部长被调到了渠江县。”

“苏县长，你的意思是沈部长是赵的……”

“老蔡，沈部长的档案写着她是龙标县五道沟人，61年出生。而赵59年至62年是五道沟公社的书记，62年才调到南梁县。”

听完苏望的话，蔡威已经非常明白了，看来沈玉霞十有是赵在五道沟留下的女儿。想到这里，蔡威不由出了一身冷汗。市政协赵康才可是朗州市的老领导了，他在姚国良时代就已经是地区的领导之一了，资格比任谷泉还要老。只是听说跟姚国良的关系不好，传说当时省里在确定继任地委书记听取姚国良的意见时，姚国良推荐了任谷泉，没有推荐他，失去了重要的一票，所以才在地位书记竞争中失利。

可赵康才在朗州市资格太老了，提拔的干部遍布全市各县区，甚至省里也有他的老部下，当初戴党生只是个普通副县长，不知怎么的他的大儿子跟赵康才的二女儿对上眼，结了婚，有了这层关系，戴党生这才在赵康才的照拂下逐渐坐大。

现在就算赵康才是市政协，却依然拥有不可轻视的实力，在市委、市政fu里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万一真的把矛头指向了沈玉霞，戴党生再在调查过程中暗中把沈玉霞是赵康才私生女的消息散布出去，栽赃给苏望、蔡威这边，说是他们在调查取证时发掘出来的。那他们可就是裤裆里沾上了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了。这种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地翻一位“德高望重”老领导的旧账，并赤地扒这位老领导脸皮的恶劣行为，会激起老领导老干部们的公愤。届时就算是黄云才、詹利和都不好回护苏望和蔡威了。

“苏县长，我们该怎么办？”蔡威有点头痛了，如此一来，这位沈部长还真成了大难题，投鼠忌器呀。而且蔡威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接招了。

“过两天我们不是要去市里参加会议吧，我找个时间单独拜访一下赵，把沈部长目前的一些情况说给他听听。以他老人家的政治智慧，应该会明白戴党生在拿他的女儿当枪使，而且在拿他的当成一张牌来对付我们。我想赵一旦明白这点，会采取合适的措施。”

“苏县长，那就这样放过戴党生？”想到戴党生给自己刨了这么大一个坑，要不是苏望思虑深远，说不定就栽进去了，所以蔡威对戴党生也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老蔡，把戴书记走对于我们而言有什么好处？没有这个共同的对手，我们和安书记那边还能和以前那样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吗？”

蔡威想了一会，不由笑道：“苏县长提醒地对，我刚才有点了方寸。我猜想如果赵知道戴书记的阴谋诡计，肯定会把沈部长调走，也会狠狠地警告戴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戴书记应该会老实的，如此说来，我们应该还要帮他在县常委会补上一票，免得太势单力薄了。”

“老蔡，你说的没错，不过我们应该在县委那边想办法，不能让麻烦留在我们政fu这边。而且我们将来最主要的对手还是戴书记，也必须是他。”

“是啊苏县长，如果我们不和戴书记隔三差五地闹下别扭，安书记那边恐怕睡不安稳了。”

“不过老蔡，戴书记这人心计太重，这次挖的坑我偶尔察觉到了，要是再有下次，不见地还有这么好运，所以我们要抓张牌在手里。”

“苏县长，你的意思是调查那家农家风味？不对，戴书记既然心计这么重，恐怕农家风味也不会留下什么证据，而且那里就在县城边上，大家的眼皮子底下，一有风吹草动戴书记应该会有察觉。”

“老蔡，听说戴书记的小儿子戴小嘉借着哥哥嫂嫂那边的关系，正把生意往市区做，听说已经开了一家歌舞厅，里面有点。我已经跟榆湾区公安局的老宋打了招呼，让他暗中调查，看能不能挖到一些证据在手里。”

“老宋，宋红阳？他是苏县长你的老部下，肯定听招呼。”蔡威不由大笑起来。

当晚，蔡威把跟苏望商议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蔡卫红老爷子单独汇报了一遍，默然了许久，蔡卫红才叹息道：“苏县长此前跟我聊天时说道，做好一个领导，无非就是做事做人，其实他没有把本质说出来，那就是算事算人。不过他应该做得很好了，你和小浩跟着他，应该错不了。”

苏望却开始构思起答应省报编辑部王副主任的约稿，现在他手头上的事情很多，他不想让这篇文章打自己的计划。写些什么呢？苏望想来想去。想到了华翎电视；想起上个月向罗中令提及的东越省有一家打着科研机构却专门出售瘦肉精的“公司”；想起罗中令开始还不知道瘦肉精到底是什么意思，听完后却大吃一惊的情景；想到荆南省发生一起东越小商品的质量问题。不由想到了一个命题，于是便开始提笔。

“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进行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国内出现了很多问题，很多的是质量问题。产品质量、食品质量、服务质量，等等都是质量问题。这里面涉及到企业诚信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连自己产品都做不好的企业怎么可能获得顾客们的信任呢？”

“于是有人呼吁要培养企业的良心，提高商人的道德，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部分唯利是图的商人的底线不是道德、良心，而是事败后被惩处的后果。但是如果我们的政fu连这最后一关都把持不好，出现人情罚、地方保护主义罚、还有徇私舞弊罚，那么这些商人将会做出没有下限的事情。”

“我曾经听一位深知国外情况的人说过，‘在法制健全的欧美其实你可以做任何事，只要不被抓住’。这说明什么，说明法律是道德的最后底线。我们大部分人都是遵守内心深处本善的良心，也就是道德，部分我们眼中的‘坏人’也恪守着道德的底线，即不违法。但是少部分在利益和私欲的驱使下忘却了道德的底线，如果不依照法律严惩他们，那对大部分遵守法律和道德的人们而言，是极度地不公平。”

“所以法治可以说是和谐社会的一切基础，没有法治，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曾经到下面乡镇做调研，曾经发现少数乡镇派出所出现一些让人可气又可笑的事情。小偷被群众扭送进来，尽管是惯犯，因为是熟人，批评几句就放出去了。甚至还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办案经费有限，这种几十元甚至十几元的小案件要是都一一处理，成本就太高了。那么我就想一句，我们法律的成本是多少？难道在他们眼里，法律的尊严也可以用金钱物质来衡量吗？”

“在我个人看来，法治其实很简单，无法两条，有法可依，执法必严。有法可依我们现在做得越来越完善，现在需要加强的是执法必严。只有执法必严，才会极大地减少质量问题等各种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发生。”

苏望觉得自己有些观点在目前还无法讲通透，只能借由质量问题、农村社会治安等“小问题”探讨一下这方面，算是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吧。

写完之后，苏望想了想，还是打印了三份，分别寄给老师俞枢平、大师兄董怀安和罗中令，先请他们过目一遍，免得贸然发表犯政治错误。如果可以再寄给省报社，反正时间也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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