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三、道心淡泊对流水（2 / 2）

“你现在虽然确定以传播福音为职志，但并不等于必须要放弃科学研究，相反，很多神父本身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也有很多科学家本身就是宗教的信仰者与传播者。比如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哥白尼，本身就是一名教士；被称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奥地利科学家孟德尔，本身也是天主教神职人员；而伟大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牛顿晚年虔诚信仰宗教的故事，更是载在科学史册。由此可见，科学与宗教这两者很多时候是并不矛盾对立的。

“虽然神职人员也可以依靠教会资助或者教友捐献而生活，但我想行先你这么年纪，又学有所长，必然不屑于依靠这些经济来源。在我看来，你大可以一边在经世大学或者中华科学院任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顺便照料双亲；一边利用假期或工作的余暇，进行传播福音工作。随着你工作业绩的日渐显露，你对教会的贡献也会越来越大。等你过了科学研究的黄金阶段或者双亲百年之后，再全身心投入宗教事业也不迟！”

孙元起提到建立一个只颁发给四十周岁以下青年科学家的奖项，是受后世菲尔兹奖的启发。不过菲尔兹奖要到1936年才首次颁发，而且只颁发给数学家。在孙元起看来有些遗憾，所以他想设立一个类似于诺贝尔奖、沃尔夫奖、邵逸夫奖、京都奖等既有丰厚奖金又有国际性影响的青年科学大奖。

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孙元起终其一生也没能设立这个奖项。直到他与世长辞之后。才由民国政府、中华科学院、经世大学、华熙银行等共同设立“孙元起国际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奖金高达50万元，颁发给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电子、农业、数学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且年龄不超过40岁的青年科学家。习惯上被简称为“孙元起奖”。

尽管该奖项几乎囊括科学技术所有领域，但每年最多只能评选出4名获奖者，还有不少年份出现空缺，所以也被全世界公认为最难获得的科学奖项。但凡能获得这一奖项的青年学者，几乎都在科学技术史上镌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见赵景范有些意动。孙元起又接着说道：“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想要在中国打开局面，往往是通过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打动上层统治者。比如维修钟表、铸造大炮、观测天象、修改历法等等，从而在朝野之间取得一席之地。自前清道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进而威胁上层统治者。传教士的手段方法也为之一变。除了传统的‘奇技淫巧’外。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医疗、教育等日常方式来消除隔阂，接近民众，从而传播福音。

“事实也证明，这些手段确实比走上层路线或真刀真枪胁迫更为有效。现在各种教会兴办的大中小学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很多学校也因为教学成果卓著而成为开明士绅教育子女的首选之地，比如我之前任教过的崇实中学就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资助创立的，还有美国公理会创立的贝满女中，而美以美会资助的汇文中学更是遍布京津苏沪各地。

“当然。更有名的是培养高等人才的各类大学，像北京有美国公理会、长老会、伦敦布道会、美以美会及伦敦医学会合办的协和医学院。美以美会独办的汇文大学；上海有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圣约翰大学、美国南北浸礼会兴建的上海浸会大学（后来的沪江大学）、天主教耶稣会主办的震旦学院，苏州有美国监理公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南京有美国美以美会建立的金陵大学，杭州有美国长老会主办的之江大学等等。这些兴办教育的传教士不仅达到了传布福音的愿望，也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赵景范低声辩解道：“我只想宣讲《圣经》、传播福音，并不想依伴哪个教会，更没有兴趣和能力创办学校。”

不知是孙元起没听见，还是他不想纠缠于这个内容，依然在教育问题上大肆发挥：“在我看来，神父的传教布道与老师的传道受业其实并无二致，大家都是言传身教，只不过传授内容不同罢了。现在中国民众民智未开、生活困苦，无论是做神父还是当老师，首要目的都是开启民智，让他们拥有赖以谋生的技能，从而积极向善。而作为神父的你，或者作为老师的我，难道不该率先垂范么？

“现在你有能力得到一份工作，薪酬足以让自己衣食无忧，而且行有余力还可以用来助人，为何还要以传教布道的名义去夺取贫苦民众菲薄的收入？我觉得传教布道不一定非要是衣衫褴褛、头戴荆冠奔走四方，也可以用自身的一举一动、业绩风范来感染世人，甚至后者的效果比前者更好，咱们都熟悉的丁韪良老先生就是最好的例子！”

赵景范想要点头，却随即变成了摇头道：“不行，如果我在经世大学或中华科学院工作的话，只怕――！”

孙元起马上明白了赵景范的顾虑：“你父母那里，我会去跟他们说的。如果你还觉得不放心，也可以把实验室建在上海或别的省份。如何？”(未完待续。。)<div id="center_tip"><b>最新网址：www.</b>